專欄|AI 浪潮下的人才競爭 當培訓成為企業與教育共同的考題

    「你的公司有沒有安排培訓預算?」

    這並非隨口一問,而是相當具體的管理問題。不少機構在談轉型時,往往著眼於技術投資、系統升級、流程優化,但當話題轉到「培訓預算」時,氣氛往往一片沉默。答案不外乎三種:沒有、不足,或者「再作安排」。情況有點像新年計畫:年初列出詳細目標,年中已經悄然無聲。企業與人才在準備程度上的落差,正是在這種「看似重視,實際缺乏行動」的狀態下,逐步拉闊。

    世界經濟論壇《未來就業報告 2025》估計,未來數年內約有四成核心技能需要更新或重塑,即使職位名稱維持不變,工作內容與要求也會大幅改變。在這樣的背景下,若培訓長期停留在形式化的零碎安排,技術升級與人才能力之間的落差,只會愈來愈大。

    浪潮未至,是否代表時間充裕?

    2026 年的今天,AI 早已不再是「即將出現的威脅」,而是實實在在存在於各行各業之中。決策層與員工都普遍明白一件事:AI 正在改變工作性質。然而,正因為變化尚未全面鋪開,不少機構傾向將相關議題擱置,抱持「仍有時間準備」的心態。

    問題在於,培訓並不是一次 Workshop、一套新工具,或者一本指引可以解決。真正與業務結合的培養,往往是一個橫跨數年的系統性過程:員工需要持續學習,工作流程需要重新設計,管理模式需要調整,KPI 亦須更新。 當轉型真正來到,而團隊尚未做好準備,就等同白白錯過 AI 能帶來的一整段機遇期。

    看似省錢的決定,最終代價高昂

    在不少企業之中,AI 常被視為自動化與減省成本的代名詞,培訓預算更是最容易被削減的一項開支。 然而,要讓 AI 真正發揮效能,前提是有具備足夠能力的人才,去設計、監測和優化相關系統。這並非單純「減少人手」,而是「提高現有人手的能力」。這樣看來,人力資源的投入理應增加,而不是縮減。

    當企業期望減省人手時,被保留下來的崗位往往需要承擔更複雜的職責,既要監察系統有否出現偏差,又要調整工作流程與崗位分配,並在關鍵情境中作出具有判斷力的決策,而非完全依賴演算法。 若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選擇壓縮培訓預算,實際上是將營運與聲譽風險推高。於是,便出現一種看似矛盾、實則常見的局面:預算被削減,期望卻持續提高。問題並不在於技術,而是在於預期管理。

    數位原住民,未必懂得與人工智能協作

    不少管理層抱持這樣的想法:「年輕人熟悉科技,自然能適應變化。」表面上,這句話像是在肯定新一代的能力,實際上卻是一種極高風險的假設。年輕人的確較熟悉各類工具,亦能快速掌握對話式 AI,甚至懂得設定指令、自動化部分流程。熟悉工具,與真正能運用技術解決實際問題,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層次。

    在很多企業之中,技術操作層面並無問題,但對於「這是否真正為業務帶來價值」、「流程是否值得被自動化,以至於流程本身是否仍有存在必要」等問題,往往缺乏深入思考。對 AI 產出的結果應如何驗證、何時需要人手覆核,亦未必有清晰準則。問題往往不在於「不懂工具」,而在於教育與企業培育方式長期偏重操作,忽略了思考與判斷的養成。

    人與人工智能如何分工?答案往往語焉不詳

    在企業轉型的討論中,還有一個關鍵問題經常被略過:究竟有多少員工真正清楚,五年後機構會有甚麼變化?很多時候,未來方向只停留於高層簡報與策略文件,基層員工只感受到工具與流程的改變,卻未曾被正式告知背後的整體藍圖。

    當預期自己的職位遲早會被自動化取代,而以往培訓在工作又作用不大,對新一輪培訓自然難以抱有信心,對前景亦難免採取保守態度。在未見實質回報之前,要求個人單方面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,亦不合理。因此,「願景是否明確且被充分溝通」,並非抽象的文化話題,而是直接影響人才能否與組織同向而行的關鍵條件。

    傳統智慧帶來的提醒

    傳統智慧如「未雨綢繆」、「知己知彼」,在 AI 高速發展的年代,依然切中要害。優勢不再僅取決於掌握多少專門技術,而在於準備是否充分、步伐是否穩健。對企業而言,關鍵在於是否已將培訓視為長期策略,而非臨時補救;是否已有清晰的技術與業務轉型路線圖,而非只著眼於零散項目;是否真正把培養員工能力納入核心治理,而非附屬安排。

    對個人而言,關鍵問題也不只是「懂得使用工具」,而是「具備持續學習與重新定位自己的能力」,能夠主動理解未來工作的方向、及早思考所需要的能力組合,遠比單一技能本身更為重要。若雙方都缺乏行動,所謂「準備不足」便不再只是形容一種狀態,而是一項真實且逐步累積的風險。其代價往往不會即時浮現,而是在一、兩年後,當 AI 真正深入業務核心時,才發現可用之才嚴重不足。

    另一種企業責任

    從教育與培育的角度重新審視企業責任,或許可以有另一種說法:人才培訓並不是「附帶的關懷」,而是競爭力存續的必要投入。願意在員工身上進行長期投資的組織,更有可能在下一輪技術變革中保持主導地位。清晰而坦誠的轉型溝通、穩定而可預期的培訓承諾、具體而可見的發展路徑,以及重視學習與成長的評估制度,構成了企業與人才之間互信的基礎。

    另一方面,教育界若能在培養學生時,更重視批判性思維與跨學科理解,而不僅限於工具操作與技術記憶,便能為社會提供更能與 AI「並肩而行」的一代。企業與教育機構若能在這一點上互相理解、攜手合作,人才培育便不再只是單向輸送,而是形成一個可持續的生態。

    香港的位置與優勢

    置身粵港澳大灣區,以至更廣泛的國際競爭格局之中,香港在 AI 時代的角色並非理所當然,但卻仍然具備獨特條件。本地的優勢,未必在於技術研發的深度,以及對監管框架與合規要求的敏感度。若能在人才教育與企業培育過程中,有意識地強化語言能力、跨文化溝通,以及對監管環境的掌握,香港在區域內仍然可以佔有一席重要位置。

    留給管理層的一個提問

    當 AI 逐步逼近,反對或抗拒並不罕見。真正值得追問的,不是「為何有人抗拒變化」,而是「在現有制度與溝通之下,這種抗拒是否其實可以理解」。更進一步的問題,是在整個組織之中,是否已經有人為這場變化負起真正責任,並願意用實際行動證明,這並非一場只停留在口號上的轉型。無論選擇何種應對方式,有一點大概難以迴避:這不僅是人力資源部門的課題,而是整個領導層需要共同回答的問題。


    撰文:陳國俊(Arik Chan)
    資訊安全顧問,長期關注企業在真實環境中如何安全、審慎地應用各種技術,並將資訊安全視為業務決策的一部分。擔任「數苗青少年慈善基金」教育顧問委員會主任,專注推動青少年網絡安全教育、數碼素養,關心人工智能對學習文化、社交行為以及政策討論方式所帶來的結構性改變。
    網站:www.seedmaster.or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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